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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虎扑】汤一介:1939年,到云南与父亲团聚

来源:金年会|金字招牌|官网首页  更新时间:2024-11-01 03:25:50

 

从北平到安南

1939年夏,汤介团聚我父亲汤用彤由昆明经上海至天津,云南欲上北平接我母亲张敬平和我以及弟妹到昆明。父亲但到天津由于发大水,汤介团聚不能上岸,云南只得返回昆明。父亲虎扑这次他没有到北平可以说是汤介团聚一件好事,因为我伯父汤用彬已任北平伪政权的云南秘书处主任,和日本人过往甚密。父亲听母亲说,汤介团聚伯父与北平的云南政要和学界商量好要把我父亲留在北平,如果父亲到了北平,父亲总会有不少麻烦。汤介团聚

父亲没能到北平接我们,云南于是父亲我母亲决定带我们去昆明。邓以蛰先生听说我们要去昆明,就要求他的女儿邓仲先和儿子邓稼先(时年15岁)与我们同行,而且让邓稼先用我哥汤一雄的名字,认为这样麻烦会少一点。b站母亲没有受过正规教育,但由于出身湖北黄冈大族,知书识礼,人也很能干。母亲带着我、妹妹、弟弟和邓家姐弟,由北平乘车到天津,由塘沽上船到上海。

我记得我们是住在跑马地附近的东方饭店,这是由于我们必须在上海办好到香港的各种手续。大概在10月初,我们到了香港,住在什么旅馆已记不得了,只记得母亲要在那里用黄金换钱,并且带我们坐爬山电车,上太平山看香港风景,接着我们又乘轮船到安南(现在的文心一言越南)的海防。这时日本军队已占领海防,我们上岸时还受到日本兵的检查,走过检查站就看到父亲在那里站着等我们,就这样我们全家团聚了。

母亲问父亲为什么我哥哥没有来,父亲说:“一雄要上课,不能来。”其实我哥哥已经病逝了。父亲怕母亲旅途劳累,再知道一雄哥哥去世,很难支持。我们在海防住了一两天,就转往河内。我记得我们住在一家很不错的旅馆内。旅馆有一大花园,树木扶疏,花草繁茂。在河内休息了约一周。白天我们常常和父亲坐在树荫下喝茶。他给我和妹妹买了各种糖果,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法国式的糖果。父亲常常抚摩着我和妹妹的头,吟诵着“山松野草带花挑”,陷入一片静寂之中。他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,使我第一次感到了父亲对我们爱之深。

“这位端庄的夫人也很美”

我母亲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,但没有做过什么大官,只当过几年的翰林。她的哥哥张大昕参加过辛亥革命,民国初年曾任国会议员,后在二三十年代还担任过汉阳兵工厂的总监之类。张家是黄冈大族,诗书之家,藏书很丰富,舅舅张大昕曾要把家藏的两本《永乐大典》送给我父亲,父亲没有接受,后来舅舅的房子失火,全部藏书都化为灰烬,真是可惜。

母亲是我外祖父最小的女儿,她除有哥哥张大昕外,还有一个姐姐(也可能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,但我都没见过),我们都叫她黎姨妈。她嫁了黎澍,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,后来做过湖北省财政厅厅长、湖北银行行长。我的印象,黎姨妈家相当有钱,有一段时间她也住在北平,常常请我母亲带着我们到她家吃饭。黎姨妈自己没有孩子,所以也特别喜欢我。

平日我母亲除了管理家务,照顾孩子们的衣食和上学外,还有一些亲朋要应酬,空下来的时间她就看看中国古典小说。《红楼梦》她至少看了五遍。许多认识我母亲的人都说她很美,这话不假。有一次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聊天,说到某位朋友的夫人很有大家风度,很美,这时我父亲指着墙上挂着的我母亲的一张照片说:“这位端庄的夫人也很美呀。”大家哈哈大笑。

我父亲对我母亲非常好,可以说是言听计从。家里的事一概由我母亲做主,父亲从不干涉。我从来没有看他们吵过架,拌过嘴。有些事父亲不高兴,也不说,不表露,例如母亲的亲朋不少,应酬较多,有时她要在家里请客,还要打麻将,父亲总是借故外出,晚上回来就到南屋他书房中去看书。

宜良时光

由安南经滇越路到昆明,我们没住几天就搬到离昆明不太远的宜良县。

我们住在宜良时,西南联大不少教授也在这里,我记得有贺麟、郑昕、姚从吾、唐钺等,还有我一位堂姐汤伟华和她的丈夫王度(奎元)。姐夫王度是一位桥梁工程师,曾参与茅以升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工程,是时他任滇越铁路的工程师。他也是留美学生,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,在当时已是很有名的桥梁工程师。他一直有心建武汉长江大桥(因为他是湖北黄梅人)。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的桥梁建设,是一级工程师。我父亲去世后,他继我父亲当选为湖北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。

宜良有个很大的文庙,陆军后方医院就设于此。但医院只有一个医官和两三个医兵(大概是护士之类),可战争并没有打到云南,因此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伤兵入住。医官姓杨,我们都叫他杨医官。他为人和气、热心,且好学,常找联大各教授聊天、请教。杨医官和我堂姐过往甚密,后来听说堂姐和堂姐夫王度离婚,而与杨医官结合了。

1942年夏,我们家由宜良搬到了昆明。1943年夏,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读书,1945年年初我又回到昆明,这时我家已由麦地村搬至昆明市内青山街居住。而我则无学可上,就在联大先修班旁听,父亲又请钱学熙教授教我英语。我在南开仅念完高一,先修班的课程我根本就跟不上,倒是和钱先生学英语颇有进步。

如果不是我哥哥于1939年在昆明病逝,我妹妹于1944年又在昆明病逝,我们一家在云南生活虽艰苦,但仍然是很值得回忆的。

《人生的智慧:顺乎自然,热爱生命》 汤一介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3.12